Andrea Necchi, MD，意大利米兰维塔-萨卢特·拉斐尔大学，IRCCS拉斐尔医院和科学研究所
根据Andrea Necchi博士的说法，对于不适合顺铂且拒绝膀胱切除术且缺乏其他标准治疗选择的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患者，围手术期使用戈沙妥珠单抗（Sacituzumab Govitecan-hziy）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可能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替代方案。
在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公布的2期 SURE-02试验（NCT05535218）结果显示，新辅助戈沙妥珠单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治疗后，根据反应调整膀胱保留和辅助帕博利珠单抗治疗（n = 16）的临床完全缓解（cCR）率为44.4%（95% CI：27.9-61.9）1。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患者都接受了重复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re-TURBT）；55.6%的患者在根治性膀胱切除术或膀胱保留后达到ypT ≤1N0-x。
此前报告的2期 SURE-01试验（NCT05226117）结果显示，新辅助戈沙妥珠单抗治疗后，随后接受根治性膀胱切除术的患者（n = 11）的病理完全缓解（pCR）率为36.4%（95% CI：14.9%-64.8%）。2
展开剩余81%“患者推动了治疗方式的发展，并引领了新的围手术期治疗方向，”Necchi表示。“因此，基于SURE-02，根据患者偏好和治疗反应灵活进行膀胱保留，这才是正确的方向。”Necchi是意大利米兰维塔-萨卢特·拉斐尔大学的副教授，同时也是IRCCS拉斐尔医院和科学研究所泌尿生殖系统医学肿瘤科主任。
在与OncLive®的访谈中，Necchi进一步阐述了开展SURE-02的依据、研究的早期临床和分子数据，并讨论了这项研究如何体现了患者偏好和治疗反应如何推动MIBC治疗选择。
OncLive：开展SURE-02的依据是什么？
Necchi：SURE-02研究是基于此前在MIBC领域的研究：2期PURE研究（NCT02736266），该研究[评估]了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的活性，以及SURE-01研究，调查了戈沙妥珠单抗的活性。这两项研究为这些疗法作为新辅助治疗单药在这一患者群体中的应用提供了背景。我们试验的自然演变是将这两种药物联合使用。
OncLive：关于试验设计、目标和患者群体应了解哪些信息？研究方案是如何从原始方案修改的？
Necchi：SURE-02研究最初被设计为一个经典的围手术期研究，包括新辅助联合治疗，使用戈沙妥珠单抗，随后进行膀胱切除术，然后进行维持或辅助帕博利珠单抗治疗。在我们开始治疗和研究开展后不久，我们发现存在很多方案偏离。这是由于大多数患者，特别是那些对新辅助治疗有深度反应的患者，质疑了接受根治性膀胱切除术的必要性。
基于此以及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患者偏好，我们修改了方案，允许在新辅助治疗后进行多学科讨论。这使得可以进行重复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re-TURBT）和帕博利珠单抗的维持治疗，从而根据反应和患者偏好在治疗期间保留膀胱。我们将重点从主要终点pCR稍微转移到临床完全缓解（cCR），定义为影像学检查阴性和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TURBT）评估的活检阴性。
OncLive：这项研究报告了哪些初步疗效结果？
Necchi：该研究提供了关于观察到的cCR率的非常有趣的信号。尽管该研究已经完成了49名患者的入组，我们仍在等待最后13名患者的主要终点结果。因此，数据仍然有些初步，可能会有所变化。然而，中期结果显示cCR率为44.1%，这是相当有希望的。特别是，所有那些能够保留膀胱并接受re-TURBT的患者在最后一次随访时实际上是无转移的。只有2例膀胱内复发。因此，完全反应者的无转移生存率为100%。与此同时，我们还产生了很多关于生物标志物的初步信号，这些生物标志物可能与两种治疗成分（戈沙妥珠单抗和帕博利珠单抗）都有关联。
OncLive：初步生物标志物数据对特定患者亚组的疗效有何提示？
Necchi：我们在2025年ASCO年会上报告的是，特别是患有管腔亚型肿瘤的患者更有可能对治疗产生反应。管腔亚型通常与免疫治疗耐药或反应不佳有关，这表明戈沙妥珠单抗在这方面可能有所贡献。事实上，我们发现TROP-2表达水平较高与平坦的无事件生存曲线相关。我们还观察到ARID1A突变。此外，在完全反应者中，TROP-2表达在管腔亚型中富集。这些数据与免疫治疗的经典生物标志物相当一致：肿瘤突变负荷较高预示着更高的反应率和更高的临床反应率。这些也是首次报告的关于TROP-2导向ADC的生物标志物数据。
OncLive：下一步计划如何验证这种膀胱保留策略的有效性和最佳应用？
Necchi：需要完成许多步骤。首先，需要验证cCR率，因为我们需要积累有关其作为中期终点以及在围手术期环境中作为生存率替代指标的有效性的信息，特别是在保留膀胱的患者中。其次，我们需要更多关于结果的数据，我们可能需要将cCR率提高到超过50%，以表明我们的方法是可靠的膀胱保留策略。这突出了使用生物标志物选择患者的必要性。
SURE-02是一项较早的、一般性的研究。也许在未来，我们将能够将管腔亚型视为一种潜在的方法，以选择更有可能对TROP-2 ADC产生反应的患者，无论是否联合免疫治疗。
OncLive：这些发现如何体现了在MIBC治疗选择中日益重视患者偏好和治疗反应？
Necchi：从我们的研究中很容易看出，尽可能避免膀胱切除术是正确的方向。我们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用什么样的疗法？需要开发更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的疗法。ADC和免疫肿瘤学组合相当适合这一任务。避免化疗和放疗的可能性是好事。然而，我们仍然需要优化方案、维持治疗、治疗持续时间或对反应良好的患者进行治疗降级。这可能包括使用循环肿瘤DNA等生物标志物或其他工具，以防止进一步复发。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一些在系统治疗下保留膀胱的患者出现了局部膀胱内复发。这意味着我们可能需要一种膀胱内治疗作为完全反应者的巩固治疗。像TAR-200这样的药物可能非常适合与系统治疗一起作为巩固治疗用于这种策略。
参考文献
1.Necchi A, Jong J, Raggi D, et al. First results of SURE-02: A phase 2 study of neoadjuvant sacituzumab govitecan (SG) plus pembrolizumab (Pembro), followed by response-adapted bladder sparing and adjuvant pembro, in patients with 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MIBC). J Clin Oncol. 2025;43(suppl 16):45. doi:10.1200/JCO.2025.43.16_suppl.45
2.Cigliola A, Moschini M, Tateo V, et al. Perioperative sacituzumab govitecan (SG)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with pembrolizumab (pembro) for patients with muscle-invasive urothelial bladder cancer (MIBC): SURE-01/02 interim results. J Clin Oncol. 2024;42(suppl 17):LBA4517. doi:10.1200/JCO.2024.42.17_suppl.LBA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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